雷达财经 文丨梁春富 编|深海
“现在基本恢复，现在商铺都开张了，外卖也能送上门了。”3月9日，雷达财经探访顺义南法信镇，多位居民告诉雷达财经，目前整个镇的活力均已经恢复。
去年年末，南法信镇爆发疫情，某某村、某某村、某某村被封三月，整个镇居民的生计也受到影响。为了响应政府就地过年的号召，许多居民选择了就地过年。
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春节，年后过的咋样，未来有何打算？
再难也要给孩子过个好年
2月5日，早上还不到6点，吴利生就从顺义南法信镇的一个出租屋出门了，“有乘客预约了6点半送机场的活儿，现在机场活不好接了。”以往出车的日日夜夜，他几乎每天都是早6、7点出门，晚上11点左右下班，每天在路上跑十多个小时。
吴利生说，在顺义跑网约车的，很多都盯着首都机场，早上送一乘客到机场，完事后还能接到刚下飞机的乘客，没准还是送海淀朝阳的大单，“但是现在机场活少了，一是因为大兴机场建起来了，二是因为疫情，飞机（航班）少了。“
除了跑机场活，吴利生也接过一些“黑车”的活计。
“以前早上7点就到南法信的几个小区守着，送年轻人到地铁上班。正好顺义这块又没有共享单车，只能走着去地铁站，但他们就懒得走那一个多公里。”吴利生提起了兴致，他说，就像开黑车的，一人收6块，两人一起10块，三个不认识的跑一趟能拿18块，尤其冬天天儿冷的时候，生意最好。
但这样的“生意”他已经半年多没接过了，“有交警盯过梢，专抓这种‘黑车’，现在停在小区门口的都是正规的出租车了，像我这种跑平台的，被抓到就完蛋操。”
最让他无奈的是，由于北京疫情反复，顺义地区不让出车，临近年关，吴利生却在出租屋里躺了两个月，“过年钱都没赚到”。吴利生有点发愁，收入基本为零，支出却一样不少。
譬如孩子的学费、伙食费。吴利生的孩子，现在在保定的一所民营高中上高一，第一年的学费已经交了一万多，每周的伙食费还要给400。“我孩子之前是跟着我俩在北京读的初中，但没有北京户口上不了高中，只能送到保定。”吴利生还说，孩子老嫌学校的饭菜又贵又难吃，比他做的还难吃。
租车又是一大笔支出。吴利生简单算了笔账，以租代购的车，每月有4千多的月供，加上一千多的房租，每月能有6千左右的固定支出，还不算他和孩子的吃喝拉撒。
等了两个月，顺义终于放开了网约车。车轮滚动，吴利生又开始每天每夜连轴转的不停休，但他心里还是发紧：“现在没事谁还出门，收入肯定要比以前少了。”
过年不能回家，让吴利生起初心里空落落的，原本足以支撑自己一年的念头眼见着被一点点抽走，无奈又无解。但他也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：”不能跨省跑给国家添乱，就在北京过年了。”
他准备到怀柔的老南华市场购置粮油、年货，得驱车二十多公里，因为顺义的批发市场大多还是半开放，“超市的太贵，去市场买，多少能省点”。
再难，也要和孩子过个好年。
把父母接来北京过年
林梦在顺义的一个小区里开了一家花店，平常早上8、9点开店，晚上6点过后不定时关店。她在这个小区已经住了两年多，花店也开了两年多，同顾客说话时嗓门很亮，与家人朋友通电话时东北口音总是遮不住。
花店上上下下都是她一人打理的，装修、打点门面、照料花草、送花上门……没有她不忙的事。但东北姑娘林梦说，“不觉着累，就是喜欢这些花花草草。”
在开花店之前，她也是平平常常地北漂打工人，2015年在一家K12教育机构当教员，工作大小周，加班也是家常便饭。如果没有意外，林梦也与北京数不尽的打工人一样，公司和公寓两点一线，和陌生人合租房间，每天通勤两小时，吃整年外卖，睡梦中惊醒接工作电话……随后而来的是学历贬值、回报周期无限延长，价值感会没有底线地下降。
林梦厌倦了“打工人”的苦逼生活。
她拿着父母“投资”的钱加上自己工作攒的，开了这家花店。“一年6万租金，合下来5千一月，周围都是这个价”，林梦一签就签了三年的合同，在这个12平米左右的复式店面里，她当起了花店老板娘。
林梦很拼。她从头到尾都没招过一个工人，起初挨家挨户的发传单，在小区逮着人就拉进微信群，逢年过节发红包做活动，亲力亲为地上下搬花、送货上门，她甚至还把业务拓展到了周围几个社区。
林梦的小区
可花花草草不是生活必需品，雷达财经也问过林梦，在小区里开花店是否真的能赚钱，过去一年的疫情影响下收入如何？她说，自己有一批老客户，生意其实还行，肯定还是赚点的。
但同一小区的一位便利店主张师傅却不这么认为，“疫情影响还是很大的，你去看看小区关了多少家店了？又有多久没有新店开张了？”他说，隔壁的奶茶店、美甲店，对面的卤味店、宠物用品店、健身房等等都关门了，还在开张的都是“老店主”了。
张师傅说，疫情以来，他这样的“老店主”每月的收入至少降了两三成，疫情期间为了补贴开销还尝试过社区团购，甚至是送货上门，但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，团购的东西价格压得太低，比自己卖的还要低，那客人为啥还要来他的便利店买东西？他卖的果蔬瓜果都是当天进的，两天卖不出去那就坏掉了。
因疫情被贴上封条的小区店铺，到现在都没开张
“由于疫情，来小区租房住的年轻人少了很多，入住率其实是在下滑的，人员流动少了，开店也越来越难了”，张师傅说，现在小区的业主每天都在租赁群里发店面招租的消息，房租也相应地会降个三五百，但到现在也没见有一家租出去的。他担心，如果像上个月一样动不动的被贴上封条，这个封条可能再也撕不下来了。
不过，林梦对此还是很乐观的，“总有好转的一天”。她说，前阵子看东北疫情严重，就先把爸妈接来安顿，没想到北京疫情也出现反复，如今打算就地过年，正好省得她跑回东北。“只要爸妈在身旁，在哪里都是家，在哪里都是过年。”林梦笑了。
开店如果又失败，我就再也不去北京了
“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”（杨绛）
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已经成为太多人生命中的围城，无数人在为了“更好的资源”和“更多的财富机会”，赤手空拳地往金字塔尖攀爬。有些人会成功，也有人半路折返，更有人从山腰跌落，一路加速度滚下来。
李杰在北京付出了整个青春。他从14岁开始就跟着父母在北京卖早点，卖了几年觉得没意思，又跑到山东呆了几年，但很快他就发现，“还是北京机会多”。可后来又回到北京，李杰跟着朋友混社会，还是没混到钱，“就跟着了魔一样”。
2010年前后，李杰又一次回到北京，在顺义李桥朋友家借住了三年多。他对住宿条件要求不高，一是没钱；二是大多数时间，他都在出摊，只是晚上回来过夜。
在他印象中，李杰居住的村里主要有两类人，一类是外来务工的穷租户，另一类是等着拆迁的原住民。
几年之后，李杰从朋友家搬出来住了，因为他的妻子也跟着来北京了。夫妻俩搬到了顺义南法信焦各庄，不算水电费的话，一个月房租一千三四百。他依旧住在村里的出租民房。
李杰的摊位是一辆小三轮车，透明玻璃柜里，摆放着豆沙、草莓、糯米等不同种类的冰糖葫芦，一串的价格在6-10元不等。
骑着它，李杰一头扎进顺义的大街小巷，任由呼啸的寒风钻进他的大衣里，一路哆嗦着叫卖，但他从不敢大声吆喝，怕扰民，更怕招来城管。“他们（城管）开着车撵我，我他妈蹬个三轮，跑都难跑。最狠的是一个月被抓过三次，一次扣我车三天，他妈的，缴2000块罚金才能赎回。”李杰说道。
在没有与城管“猫抓老鼠”的日子，李杰从早到晚基本没闲过。
“我们俩每天六点多钟起床开始做，做到中午一点左右做完，然后吃饭，吃完饭三点钟开始熬糖稀，四点左右给把糖葫芦做出来，然后四点半骑车到幼儿园卖，赶着幼儿园放学的点卖20分钟，再去炫立方，五点十分到六点半在炫立方卖。六点半以后在地铁站南，等着年轻人下班。”李杰细细说道，基本上要卖到晚上十点左右收摊，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个五六百。
但一个月下来，李杰只能卖到八九千块钱到一万，“因为你不能保证每天都出摊，比如天气不好了，各方面的原因你不能保证。而且糖葫芦，只能在每年天冷的时候卖，天气稍暖和一点，糖就化了”。
于是，到了北京的夏天，李杰和妻子转卖烤面筋。如此一年到头，从夏到冬，李杰蹬着他的小三轮，顶着寒风，冒着烈日炙烤，行走在城市街道，只为了在北京谋个生计，也为了供养后代，“老大上初一了，老二还在五年级，都在老家让父母帮忙带着”。
李杰觉得，风吹日晒地出摊，这并不是最苦的事情，而是2020年，因为疫情，他几乎断了收入。2019年春节过后，李杰和妻子没有再回到北京，事实上想回也回不来，夫妻二人上山东的工厂干了两个月，又觉得收入不行，又跑去杭州呆了一段时间，亦是无果。
正在李杰夫妻发愁之际，2020年6月1日，李克强在山东烟台考察时表示，地摊经济、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，是人间的烟火，和“高大上”一样，是中国的生机。
李杰看到了转机，6月7日，他和妻子匆忙从杭州赶到北京，“然后八号九号儿把东西准备好，九号开始干，干了一天，十号就又赶上疫情了，再后来北京又不让摆摊了”，李杰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，针扎般地寒意从脊背钻到脚底。可一大家子人总要吃饭，李杰选择再次留在北京，“那时候想着等疫情过去了，大不了就像以前一样躲着城管出摊”。
李杰当然也尝试过开店。2019年，他和妻子在望京SOHO可味美食城开了一家锡纸花甲粉店，当时一个月租金一万八，雇了四个工人，一个月一万六的工资。
“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流水是2000块钱左右，然后周六周日两天只有两三百块钱”，李杰回忆道，当时没有考虑到望京SOHO周末没有员工来上班，工作日顾客多还能挣点，但一到周末没人来就成了赔本买卖。
“三个月下来赔了将近12万多了”，李杰道，但他和妻子盘算着今年5月份再开一家烤面筋冰糖葫芦专卖店，“南法信那边儿整个店面已经租好了，五一差不多能开始装修”。
这次李杰投进去了八九万块钱，“如果说这个店开成功了，我会走对外加盟的模式，然后就是谁想开店，谁来找我交加盟费，然后给他攻略，明年的目标是加盟到十个店。”
“如果这个店再开不起来，我就不会再考虑在北京呆了。”李杰说。
为保护受访者隐私，吴利生、林梦、李杰皆为化名
